【文化视点】红色文物 光耀陇原
2021-08-20 09:42
【文化视点】
红色文物 光耀陇原
高一竑
在甘肃这片红色土地上，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和光辉的革命历史，也留存着众多珍贵的革命文物。目前，甘肃省博物馆现有革命文物5000余件（组），其中珍贵文物3000余件（组）。一件件红色文物，用沉静的姿态，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也见证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凝聚着奋斗前进的磅礴力量。
下面，是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8件红色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
《新陇》杂志创刊号
1920年3月，甘肃旅京学生苏荫堂、范仲兰、王金鉴、邓春膏、邓春兰、韩树淼、王自治等人在北平组织“新陇杂志社”，推荐王自治等二十余人为“职员”，积极创办《新陇》杂志，杂志为月刊，刊行一直延续到1930年9月。
《新陇》创刊号所发“办刊启事”中充分表明了其创办刊物的初心与宗旨： “吾陇偏处西陲，交通不便……迩来新潮澎湃，一日千里，回顾我梓乡，长夜漫漫，暮气沉沉……使我羲轩桑梓，峙立于现代潮流中，不至不能适存也”。
《新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建党前期深得陇籍学人和有识之士喜爱的进步刊物，对甘肃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觉醒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9年，当事人之一、原新陇社成员邓春膏将包括创刊号在内的《新陇》杂志共计4册，捐赠给了甘肃省博物馆。
张一悟曾珍藏的《新青年》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张一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
张一悟（1895—1951），甘肃榆中城关镇北关村人，任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书记。1918年，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此期间，张一悟认真阅读《新青年》《觉悟》《向导》等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启迪。其中，《新青年》对张一悟的思想影响最大。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张一悟观察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
现藏于甘肃博物馆的这几册《新青年》，就是张一悟在求学期间所阅读和珍藏的。
张一悟珍藏的《新青年》分别包括出版于1919年12月15日的第六卷第二号和1920年12月1日的第八卷第四号，内有李大钊《战后之妇女问题》《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和陈独秀《再问东方杂志记者》《社会主义讨论》等文章。另有广州平民书社编辑发行的第一期，出版日期为1923年6月15日，刊有《国际歌》《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共产主义文化运动》等内容。张一悟于1951年1月3日在兰州逝世，时年57岁。
人民抗日红军“告各界同胞书”
人民抗日红军“告各界同胞书”，甘肃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1955年征集于镇原县。薄光纸质，色微黄，油印，共计一页，纵20厘米，横27.7厘米。题为：“为了抗日救国要实现
民主自由释放上海爱国七大领袖”。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民主自由，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国共双方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同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1月22日深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由于7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各界人士都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要求无条件放人。这件“告各界同胞书”昭示了联合抗战的紧迫性，也表明了人民抗日红军对“七君子事件”的态度：“我们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坚决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王孝锡《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手稿
王孝锡（1903—1928），字隧五，甘肃宁县太昌镇人。1924年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示威游行，开展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王孝锡回到家乡宁县开展革命活动，同年秋，任中国共产党邠（彬县）宁（县）支部书记。中共邠宁支部的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他还组织进步青年及学生，深入开展社会调查。通过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于1927年10月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
《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15条办法，主要有：一切地主之土地无代价地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政府的劳动贫民所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等。
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份《解决中国问题草案》手稿共4页，朱兰格元书纸质，以墨笔书写，纵26厘米，横22厘米。内容有《解决中国问题草案》及“序言”等15条款，另有铅笔书写一页，标7—11条文，内容与建立革命武装有关。这份手稿是王孝锡革命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字里行间表现出这位陇上早期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1928年12月30日，王孝锡在兰州英勇就义。
红军标语
红军标语，甘肃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书写于木板上的标语口号，纵98.7厘米，横51厘米。征集于临潭新城区。该物两面有以墨笔书写的文字各三行，一面内容为：“联合各党各派的抗日力量，一致对日作战”，另一面内容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后落“红军保宁政宣”字款。时间大约在1936年8月、9月间。
1936年8月10日，当红军队伍逼近临潭的消息传来时，布防临潭的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五团急忙撤往岷县。
8月14日黄昏，红军进入新城。据新城镇老人回忆，红军队伍入城时，有群众自发在南城门夹道欢迎。
红军占领新城后，接管了县政府，并在街头和驻地墙壁上书写张贴“红军不欺压穷人”“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等标语。
1936年8月19日，红军在新城镇召开各阶级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宣布成立临潭县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地开展抗日募捐活动，献粮、捐款、参军活动高涨。
另一件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红军标语”，是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木质，上以紫色墨笔书写“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九个大字，后署“抗日红军政治部”小字一行。纵50.6厘米，横98厘米。1956年8月征集于临潭旧城。
铜 锅
铜锅，甘肃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黄铜锻制，通高10厘米，口径19厘米，凹底折沿，主体呈半球形，柄部落缺。这件铜锅是1935年红军在百姓家休整后作为补偿所留赠的,1964年6月18日，铜锅的受赠者宕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谟将该物捐赠甘肃省博物馆。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重要决策地，也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攻克天险腊子口后，红军部队陆续抵达宕昌县哈达铺镇，哈达铺是当时商业繁华的集镇，一条1.5公里的街道，沿街商铺林立。红军部队抵达这里之后得到了休整，并补充给养。休整期间红军严守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优良的作风感动了哈达铺的老百姓。
“卫生豆浆”提盒
“卫生豆浆”提盒，甘肃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是中共甘肃工委秘书赵子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职业为掩护，在兰州市黄家园开办豆浆店期间使用过的器物。豆浆盒为木质提梁长方形，主体内外糊有纸皮，四面以墨笔写有“卫生豆浆”或“豆浆”字样。通高42厘米，盒长37.5厘米，宽18.5厘米，高24厘米。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字鲁泉，山东省寿光市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4月入党，担任临河街道党支部书记。
1936年2月，赵子明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银川来到兰州，开设“兴陇派报社”，经销天津、上海等地的各种进步报纸和刊物等。他常到东北军驻兰州部队第五十一军和兰州各个机关、学校、工厂销售报纸，宣传抗日。随后，又在黄家园开设豆浆店。
1937年，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先后在兰州建立。赵子明借给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甘肃工委负责人送豆浆的机会，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传递文件。办事处和工委的文件、指示，也多半是通过党员或交通员借来店喝豆浆的间隙，向他传递，黄家园豆浆店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正式成立，赵子明担任中共甘肃工委事务秘书，负责给外地来兰工作的同志解决住宿、介绍社会职业、给工委邮寄包裹、发开会通知、印刷文件、传递消息等工作。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和流散红军，都由他负责解决乘车问题。中共甘肃工委刊物《党内生活》，也由他负责印刷。起初用油印，后来改用石印。白天，他在黄家园卖豆浆，需要印刷文件时，傍晚到位于上西园的印刷所，连夜赶印，天亮之前，将印好的材料装在菜筐底部，秘密送往中共甘肃工委。
牛角水壶
红军长征途中用过的牛角水壶，甘肃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用牛角制成，质地坚韧，造型独特，口径3厘米，底径10-12厘米，对角长度为39厘米。1956年征集于岷县南川区漩涡乡。
牛角水壶是红军长征途中遗留在甘肃的生活用品。1936年7月初，转战川西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根据中央指示，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为执行党中央“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城”的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实施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夺取岷县城，以四军、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夺取临潭，趁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然后向天水、兰州之间发展，策应红一方面军，开创革命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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