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媒体看甘肃】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回归中国姓
2021-01-28 17:30
的古代遗址、墓葬，还有一些来自敦煌。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
图为首次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发现的唐代写本《古文尚书·商书·汤誓》。资料图片
像走散的孩童一样，“大谷收集品”在远离故土、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第一批文物，分存于日本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44年，大部分纸本文书归还了大谷家；其他文物卖给了木村贞造，20年后又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二、三批文物，1908年后存放于神户六甲二乐庄；1914年，二乐庄卖给政商久原房之助，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一部分于1916年5月运抵汉城，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最终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朝鲜原德寿寺宫石造殿。另一部分，分两批运抵旅顺，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住所。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1945年日本战败，这批变卖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图为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列子》，虽然只有2行，但内容与敦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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