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2020-09-09 08:42

【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陶兴华陈俊德
青铜器是古代的贵重物品，被誉为“吉金”，夏商周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是当时社会的高科技产品，还是进行祭祀活动、体现国家制度、反映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长期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区域，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渊薮之地。在甘肃大地，出土了许多世所罕见的青铜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甘肃青铜文化，她犹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之河，又以其绰约的风姿、独具一格的魅力，激荡起惊艳世人的浪花。
悠久独特的甘肃青铜文化
从材质来看，青铜器是红铜与锡、铅、锑、砷等矿物质按照一定比例组合形成的合金；青铜器的初始颜色多数呈现金黄色，后世见到青铜器经过氧化等化学反应往往在表层带有青绿色的铜锈。《吕氏春秋·求人》篇：“（夏禹）功绩铭于金石”。东汉学者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古人往往用“钟鼎”来代指青铜器；另外，青铜器常被用作古代宗庙祭器，因之又多被称为“彝器”。因此，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在古代又多被称为“钟鼎文”或“彝器铭文”，现在称为“金文”。
从世界范围来看，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今日的陇原大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沟通早期中西文化互动交融的优越交通条件和独特区位比较优势，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陇原大地长期作为东、西族群及其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场所而存在，这种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虽然多带有民间自发性、偶然性和小规模等特征，但它对于西汉中期以后官方的、正式的、大规模“丝绸之路”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奠基作用。甘肃境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或者历史悠久，或者特色独具，许多具有较为高超的工艺水平，体现了甘肃青铜文化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的东乡“中华第一刀”一方面代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另一方面又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灿烂辉煌的周秦文明早期孕育的重要根据地。以灵台人头銎戟为代表的商周方国文物的出土，使得我们对周秦文明早期形态的地方具体表征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今日甘肃境内先秦时期地方古国展开分析和研究。虽然甘肃境内出土青铜器总量不及陕西、河南等省，但是甘肃青铜文化却有着时代久远、特色独具、区域分布广泛等显著特点。
甘肃地形地貌复杂，境内民族众多，历史上更是有诸多族群在境内长期生产生活，并遗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族群文化遗存；各种族群势力或者前后进退消长，或者同时并存，各族群之间既有对抗冲突，更有和平共处。以天祝铜牦牛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青铜器，更是生动直观地体现了古代甘肃的农牧结合、民族融合、地域族群文化多样性等特征，这可算是独特的甘肃文化标签。
甘肃青铜文化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如何保护、传承和发扬甘肃青铜文化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在新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吸收世界全新发展保护理念，理清甘肃青铜文化发展脉络，深挖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以传统文化元素来丰富现代社会生活，在保护的前提下努力使甘肃青铜文化发扬光大。
东乡“中华第一刀”——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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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临夏东乡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模铸刀具，被誉为“中华第一刀”。
1977年，在临夏市东乡林家村北，发现了一处以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为主的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各类器物2000多件，其中有一件青铜模铸刀具，虽然形制简单且锈迹斑斑，但因为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件刀具其实是把扁长形小刀，刀身长12.5厘米，宽2.4厘米，刃部与柄部为一体连铸而成，刀身有明显的弧度。经当时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鉴定，这把小刀时间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早于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大量出现约1000年时间，被誉为“中华第一刀”。
甘肃位处中西交通要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甘肃境内出土的这把“中华第一刀”，或许可以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从全球范围看，人类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距今约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其中以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为早期青铜器的代表，在产生时间上要比甘肃东乡“中华第一刀”早1000多年。所以，中国境内的青铜器是独自发明，还是从西方传入，目前尚无定论。倘若是从西方传入，那么，作为中国时代最早青铜器的这把东乡“中华第一刀”，就不仅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星星之火，更有可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交流价值。
灵台人头形銎戟——商周时期方国人士形象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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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的青铜人头形銎戟。
1967年10月，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先后发掘了8座西周墓，1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种青铜器300多件，涵盖了西周生活的诸多方面，堪称“青铜王国”。1972年10月，在对西周潶伯墓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人头形銎戟，以其独特的人头刻画造型，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该戟长25厘米，宽23厘米，刺锋呈人头形，颈部有椭圆形銎。人头部分脸型略长，浓眉深目高鼻，腮部微陷，后梳发式，这种面部特征与中原地区华夏族形象迥然不同，带有较为明显的欧亚草原印欧人种特色。自人头形銎戟出土以来，对于这件兵器的来历和人头形象的探析便成为学界关注的两大焦点。
对于该人头形銎戟的来历，学界大体有两种推测：一种说法认为，人头形銎戟可能是潶伯所在政权同鬼方政权作战时缴获的鬼方首领武器。在商周时期，鬼方是一支活动于西北方的强势游牧狩猎族群，西周王朝曾经多次与鬼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小盂鼎是西周初年著名的青铜器，铭文约四百字，其中就记载了盂奉王命讨伐鬼方的战况及其辉煌战果，并献俘燎祭于周庙。有学者推测人头形銎戟很有可能是鬼方首领的武器或权杖，随后成为潶伯政权与鬼方作战取胜后的战利品。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人头形銎戟可能是潶伯为显示其地位和武功，用斩杀的周边方国军事将领形象做了这件戟。商周时代方国林立，方国之间、方国与商周王朝之间长期征战不休，当时盛行以异族战俘的肉体献神祭祖殉葬，也有用异族战俘的形象来装饰贵族兵器的习俗，用以炫耀战功，激励士兵，奋扬军威，震慑敌人。所以，这件人头形銎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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