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在兰置办的驼褐大袍

2022-05-08 10:47

张大千《兴龙山图》
因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1941年4月8日，张大千携妻带子，以及500多斤行李，由成都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抵达兰州。
在兰州期间，张大千做了前往敦煌的各种准备，除了拜访各界人士，如曾任敦煌县长的前清进士杨巨川、学者张鸿汀，以了解敦煌的风土人情，他还购买了相应的物资。
由于河西一路，风沙漫漫，虽然当时已是暮春初夏时节，但是为了预防天气骤变，以及应对敦煌冬日的严寒，张大千在兰州还制备了一领驼褐。
兰州因当时地处牧区边缘，成为西北的羊毛、驼毛等皮毛的集散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一种矞芀羊（番语）。唐末始自西域传来，外毛不甚蓑长，内毳细软，取织绒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此种先自西域传入临洮，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曰兰绒。”从中可知，兰州自明代就盛产一种用羊毛织成的短褐。《重修皋兰县志》中又将褐分为不同的品种与档次：“细而有绒者为姑绒，无绒者为褐。尖细而薄者，为平机褐，次则为粗褐，又次则为牛毛褐。”时人为能添置一件褐衣而引以为时尚。
张大千在兰州也添置了一件褐衣，但并非是羊毛褐衣，而是驼毛褐衣，显然质地要比羊褐轻薄柔软。据说，纽扣都为犀牛角制成。
就是这件驼褐，后来起了很大作用。冬季的敦煌，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洞窟内更是寒凉彻骨，砚台经常结着冰霜，张大千正是穿着这件驼褐，进进出出各个洞窟。
1941年11底，凛冽的寒风更加肆虐着敦煌，戈壁滩上结的一层白霜常被随风刮起。张大千的夫人杨宛君也曾抱怨，敦煌石窟除了她之外，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女人！加之生活单调乏味，饮食及住宿简陋，所以张大千决定让杨宛君先回成都，而他为了翌年临摹工作，也决定东返，以购买所需矿物颜料和聘请喇嘛画师匡助临摹壁画，做好长期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准备。
于是张大千一行踏上了东返之路，当他们到达武威时，张大千又见到了范振绪先生，老友半年多不见，再次相见，格外亲热，相互间问候着作别已来的情况。范振绪告诉张大千一定要拜见这里的重要的人物——马步青。因为张大千要前往青海雇聘几位藏族画师，但当时青海有规定，凡本地喇嘛一律不准出省，对有专长的喇嘛控制得更严。因此，张大千请喇嘛，必须得到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允许。马步青是马步芳的胞兄。此外，张大千还要当面感谢马步青此前对他前往敦煌的关照。
这一天就在马步青的公馆里，张大千还见到了首任兰州市市长蔡孟坚。据蔡孟坚后来回忆：“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初任兰州市长数个月后之某日，我为着彼时河西警备总司令托我派工程师为他设计一住宅，我下偕工程师与马商谈间，大千为着他在敦煌临壁画期间，马步青不仅派兵沿途保护，且在其敦煌期间，派兵警卫，特来马家道谢。”
1941年7月1日正式设立兰州市，第一任市长蔡孟坚随之赴任。可是当张大千自兰州西赴敦煌时，正值4月间，所以当时蔡孟坚还未到任，此次在武威，这也是张大千与蔡孟坚第一次相见，但自此后，他们二人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直至张大千去世。当然，前次张大千去敦煌时，马步青也未在武威，所以这也是张、马第一次相见。
因为数月以来，由于在敦煌莫高窟各洞窟钻进钻出，洗漱颇为困难，再加上一路风沙的肆虐，张大千头发、胡须沾满灰尘，当穿着他那件在兰州置办的驼褐子大袍出现在马步青和蔡孟坚面前时，他们都顿感惊讶，马步青当时就露出了轻蔑的表情：“呼达，这哪是大画家的装扮啊？阿家河州东乡卖鸡蛋的老汉呗。”原来马步青看到的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褐子大袍的小老头，所以马步青认为他的装扮像是他的老家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东乡贩卖鸡蛋的老人。
张大千对于马步青的傲慢和轻蔑举止很是不快，因为这调侃式的讥笑激发了他深深埋藏于心底的自尊，于是他请马的副官拿来纸笔，饱蘸浓墨在纸上挥毫写下了四句诗：
“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
无端更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
这四句诗写出后，无论是清新飘逸的书法，还是直抒胸臆的内容，都使在场的蔡孟坚颇感震惊，生出一种钦佩之情。马步青行伍出身，不懂诗文，就请蔡孟坚解释给他听。蔡孟坚当时想索取张大千的这首诗收藏，但因初次相见，又觉唐突。
几十年后，也就是在1968年或1969年间，蔡孟坚与张大千、大千夫人徐雯波同游花莲及横贯公路时，当时他们都坐在飞机前排，蔡孟坚又想起了他与张大千首次相见，以及在马步青公馆题诗的事情，蔡孟坚这样记叙：“我无意中想起民国三十年在兰州马家相遇及他(张大千）题诗之事。他说：‘当然记得。’我又问：‘那次所题诗稿，是否有记录？’他说：‘一生做诗，从不留稿，若说我题画随笔成句，画上所题，即属记录。’我甚赞他那次在马家做的诗，颇有风趣，但妙句一字不记得，他当时嘱我拿出笔记本写，而由他念：‘野服裁成驼褐新，宽袍大袖称闲身。无端又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不令其彼时得句，既妙又快，而且时间已隔三十年，他一口气背出，足见其记忆实无人可比。”
那么张大千写的这首诗最后被谁收藏了呢？《兰州晚报》有这样的记载：“马步青一睹张大千墨迹，肃然起敬，再一读他写的即兴诗，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这幅墨宝被马步青视为压箱之宝，后来带至台湾。”在此聊当一记。
1943年8月，张大千等在结束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在兰州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画展后，继续东返。不日张大千一行分乘两卡车，并牵着两条藏獒到达天水。当时天水文化界众多人士皆前去拜访大千，大千则和蔼可亲的热情接待。
当时甘肃国立第五中学的美术教师吴绍庸也前来拜访。吴绍庸出生于辽东,他曾师从鲁少飞学习漫画，1931年“9·18”事变后，吴绍庸不满日寇的统治，辗转西迁内地，在西安随“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转入天水国立第五中学任教，其后流寓天水。当时他有一妻一妾，可是皆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以致生活穷困潦倒。由于时至初秋，天已转凉，张大千看到他仍衣着单薄，于是毫不犹豫地将那件驼褐赠送给了他。由此可见，张大千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侠义心肠。
□高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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