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伟大建党精神

2021-09-26 08:40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伟大建党精神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实践；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重大关头作出历史性决定性贡献；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铸就了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和蓬勃发展，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一切为了人民根本利益所进行的伟大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真实写照。南梁精神作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重要精神结晶，与伟大建党精神根系相通、一脉相承，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实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真理，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中国的西北，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先后在陕西、甘肃等地组织和领导了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们逐渐地深刻认识到，没有建立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仅利用军阀的部队是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斗争缺乏可靠的战略基地，是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就不能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正如刘志丹所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按照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建立红二十六军，明确以南梁地区为陕甘边区革命的重心，同时提出“狡兔三窟”战略，建立陇东、陕北、关中三路游击区，互相配合呼应开展游击战争，确立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思路，勾画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光明前景。实践证明，这种被“左”倾领导人称为“梢林主义”的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后来赞扬道，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包家寨会议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开辟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新阶段。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发展到14个县，数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召开，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转变，标志着陕甘苏区的成熟，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取得的伟大成果。
真理之光照亮征程，理想之火点燃斗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得以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尤其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从“左”倾指示和抽象教条，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而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贡献。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重大关头作出历史性决定性贡献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陕甘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广大群众把党和红军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蓬勃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为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南方奠基于西北提供了战略依托，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人，深刻理解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疾苦、迫切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始终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始终重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和捍卫革命事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踊跃斗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烧毁废除地契、债约，分配土地、牛羊、粮食和其他财产，在根据地以迅猛不可阻挡的气势，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建立了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解决土地问题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免除赋税、开展生产运动、繁荣农村经济等措施，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状况，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和为民政策的激励下，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倾力支援红军，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成果。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歼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转战到甘肃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从报纸上了解到陕甘地区有一个大的苏区和相当规模的红军，后来又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已到陕甘根据地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既有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转战南北，历经千难万险，一直在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犹如喜从天降。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并派出人员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路。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铭记建党初心，勇担历史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通过不断的发展，在民族危亡、中国革命处于危机的关键时刻，使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重大历史关头有了落脚点，从而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决定性的。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继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垂青史。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既是一部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史，又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始终保持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地开辟新天地。
革命理想高于天。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过程中，面对极为险恶的斗争形势，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虽九死而犹未悔”地投身革命事业，使陕甘边区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西北地区竖起了不倒的红旗。刘志丹先后经历大革命失败、兵运受挫、南下渭华失利、照金苏区陷落等一连串挫折，但他愈挫愈勇、百折不回，坚持创建革命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创造了不少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谢子长曾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常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习仲勋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兵变失败后寻找党的组织、投入新的战斗，几度出生入死，始终百折不挠，是怀抱“最大牺牲决心”的坚定革命者。
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干部，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坚信革命必然胜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红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奋战两年零9个月期间，历经大小战斗500余次，几乎每两天就要进行一次战斗。1934年2月，年仅28岁的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被捕后，惨遭各种酷刑折磨，但他严守党的机密，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在就义前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1935年4月，33岁的赤卫军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赤卫军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时，不幸中弹被俘，敌人将他杀害并将其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边区干部群众含着悲愤的泪水用木头仿雕了一颗英雄头像，为其安葬。
陕甘边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是根据地得以保存的铜墙铁壁。1934年5月，为了保住红军埋藏的装备物资，南梁人民同仇敌忾，无所畏惧，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李青山、曹思聪、白阳珍等36名群众和6名乡村干部被国民党军屠杀活埋在南梁阎家洼子台地里，没有一人投敌变节。1935年2月，国民党马鸿宾部向陕甘边苏区发起进攻，根据地群众在游击队带领下，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一些群众，严刑逼供，却得不到一点红军、游击队以及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消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艰苦的环境和严酷的斗争，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09位,还有无数青山埋骨的无名英雄，他们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革命的根据地、人民的根据地，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达，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本质的特点。刘志丹说：“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面对“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刘志丹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忠贞不渝。“肃反”关押期间，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刘志丹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34年8月，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但在国民党“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刻，他带伤主持陕北工作，致使伤情恶化。1935年2月，谢子长在病危之际，为了陕甘革命的长远发展，将自己耗尽全部精力和心血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托付给刘志丹，体现出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革命襟怀。习仲勋始终坚持以革命大局为重，无论是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还是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入狱，都能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以“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崇高品格，使陕甘苏区党和红军保持了强大凝聚力，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带头深入群众，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形成了生死与共、冷暖相依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也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刘志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对哪个村庄有几孔窑洞、几铺炕、几口大锅，都了如指掌，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刘”。他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骚扰百姓，不给群众增添负担，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求战士把老百姓家里的地打扫干净，把水缸担满。“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只要听说红军来了，群众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提供食宿。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来，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经常告诫部队指战员：“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老百姓认定“老谢”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称颂谢子长为“谢青天”。谢子长临终前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始终心系群众，被毛泽东称赞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作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深入做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耐心接待群众来访，在如何建设好苏维埃政权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制定并实施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深刻回应了群众的诉求，推动根据地开辟了全面巩固、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使南梁成为百姓向往的新天地。
巍巍千秋功，精神万年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奋斗和历史功绩值得人民永远铭记。（执笔：杨彦林王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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